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春健：
日前，“缥缃万卷——习之堂藏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文献展”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举办。展览通过四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来反映《儒藏》《中华大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编修工作。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春健表示，“古典文献学学科在赓续文脉、弘扬传统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壹
当时我承担“文字分典”中
“石刻隶书分部”的编纂体例
收藏周刊：这次展览几乎让观众能够直观看到了几种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编修细节，您在策划展览的时候，是希望通过哪几种文献来反映《儒藏》《中华大典》等的编修工作？
周春健：本次展览主要通过四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来反映《儒藏》《中华大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编修工作：一是每个大型文化工程最后编定的书籍原貌，比如《儒藏》精华编的经部、子部文献，《中华大典》的语言文字典样书，《汉语大字典》完整八卷本，《汉语大词典》完整十三卷本等；二是各个大型文化工程的编纂总则、校点条例，以及与每个文化工程相关的工作书信往来等，属于原始档案资料；三是编纂样稿，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相关词条手稿，《中华大典·文学典》交付出版社出版之前的原始样稿等；四是针对每个大型文化工程的研究性文字，包括相关纸媒报道以及学术论文手稿等。
收藏周刊：本次展览展出了不少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编修过程的手稿，这些手稿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收藏的？有没有一些值得分享的难忘故事？
周春健：这些手稿的收藏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网上拍卖或到旧书店实地淘宝所得，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自己参与《儒藏》《中华大典》等大型文化工程过程中所保留的相关原始档案或手稿。印象特别深的，展柜中有一柜展示的是《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副主编舒怀老师（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一份手稿，应该是作于2008年，其时我还在湖北大学古籍所工作。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就自己承担的“文字分典”中“石刻隶书分部”的编纂体例向舒怀教授请教，舒老师一边讲解，一边随手写下这一类目设置原则，一方面使我对“石刻隶书分部”的具体编纂工作做到了心中有数，另一方面使我对“类书”的体例也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在文献学理论及实践方面均获益良多。
收藏周刊：您个人认为，在这些展品中，最有学术价值或教育意义的是哪几件？为什么？
周春健：这里重点说两件藏品。一是在1991年召开的《中华大典》工作研讨会上，诸多学术名家就《中华大典》的编纂体例、类目设置、收录内容等提出的诸多专业意见，其中包括季羡林、缪钺、邓广铭、张岱年、刘乃和、李学勤、庞朴、戴逸等学术大家。他们所提意见对于《中华大典》的编纂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后人使用和理解《中华大典》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有着不斐的学术价值，习之堂有幸收藏到了这些意见的原始文稿。二是习之堂收藏到了《儒藏》总编纂孙钦善先生和安平秋先生2004写给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的信函原件。两通信函的内容，都是希望破格录取在古文献学专业方面有特长而英语成绩略差一二分的博士考生，而招收进来的重要任务便是参与《儒藏》的编纂整理。两通信函言辞恳切，充分体现出二位总编纂对待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深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令人动容。
贰
参与大型国家文化工程
需要参与者有无私奉献精神
收藏周刊：您曾参与过《儒藏》和《中华大典》的编修工作，能否回忆一下当年参与的机缘以及谈谈个人的深切体会？
周春健：此次展览涉及的四项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我与其中三项有直接关联。1998年，我就读于湖北大学古籍所攻读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湖大古籍所的前身即《汉语大字典》编纂组。我的硕士导师张林川先生是《汉语大字典》编委，古籍所首任所长朱祖延先生则是《汉语大字典》副主编之一。读书期间，经常听到二位先生以及古籍所其他师长讲到编纂《汉语大字典》的掌故，也曾见到过许多《汉语大字典》的编纂样稿，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更多保存下来。后来，朱祖延先生又任《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主编，带领一个专门团队从事相关整理工作，我于2008年也有幸加入其中，承担“文字分典”的“石刻隶书分部”的任务。2009年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恰逢冯达文先生是另一项国家大型文化工程《儒藏》子部的负责人，我也非常荣幸地承担了明人吕枏《泾野子内篇》的校点工作。参加这类大型国家文化工程的深切体会，一是这种大型集体项目是团队作战，参与者众多，需要高度的团结协作精神才能做得好；二是这种大型集体项目旷日持久，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需要参与者有坚定意志和无私奉献精神。
收藏周刊：习之堂虽然举办过多次展览，但这次不一样的是，所展出的内容是您主业研究相关的。也可以说，这是一次为自己的研究所做的展览，在策划与展陈的考虑上，您个人感觉与以往会有哪些不同？
周春健：准确地说，此次展览是为古典文献学学科办的一次主题展览。因为自己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所学，都是文献学专业（分别是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而且亲自参与过《儒藏》和《中华大典》两个集体项目，策划本次展览，确实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在展陈布置上，也夹带了一点“私货”，就是把自己当年参与这两个文化工程的相关档案、手稿，也作为展品展出，于我而言，也是莫大的荣幸！需要说明的是，古典文献学学科在赓续文脉、弘扬传统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国家大型文化工程的建设与实施，正适合发挥古典文献学学科的重要作用。文化关乎国运，文化系于国本，正如我在展览《题辞》中所言：“斯文在兹，万卷缥缃……举办此次特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儒藏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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