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美西方媒体步调一致地展开了新一轮“唱衰中国”的攻势。
美国总统拜登公开宣称中国经济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后，《纽约时报》打起了配合，渲染中国经济面临信任危机；《华尔街日报》凑了个热闹，断言“中国40年的繁荣结束了”；英国BBC也发了一炮，讨论起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停滞的十年”。就在西方忙着危言耸听的时候，中国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458项成果文件，商定369项务实合作项目，其中涉及东盟国家的项目有近80项，超1/5。
在论坛圆满结束的同日，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2023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如何看待西方舆论的这种“唱衰”之举？东盟国家如何看待西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妖魔化”？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期之“形”和长期之“势”究竟如何？接下来如何提振经济？
长安街知事联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推出“全球治理大家谈”栏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就“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经济等与记者进行了分享。
西方抹黑，东盟不信
知事：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您眼里的“一带一路”是一个什么样的倡议，对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郝福满：“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通过加强互联互通，投资基础设施，协调标准和政策，促进了贸易的便利化。在过去十年中，“一带一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尽管也遇到了不少困难，但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我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亲眼目睹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雅万高铁项目带来的好处。新加坡已和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备忘录，它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的最大助益就是在互联互通方面的大量投资。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融合印尼本土文化设计制造的雅万高铁动车组整装待发。
从本质上讲，新加坡的主要利益在于贸易的增加和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任何促进商品、服务和人员畅通无阻的倡议，本质上都对新加坡有利。作为东南亚的中心枢纽，新加坡是该地区的金融、保险和法律中心，这一战略位置为它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诸多机遇。
诚然，在某些情况下，“一带一路”的一些项目可能会与新加坡本国的产业形成竞争，例如对港口的投资重叠。但从整体上看，增强互联互通对新加坡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此外，新加坡一直在发力的一个专门领域是仲裁。在大型投资项目中，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出现矛盾在所难免。新加坡凭借健全的法治和国际信任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解决冲突的理想仲裁者。
知事：一段时间以来，每逢“一带一路”惠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时，“一带一路”倡议就会被部分西方政客“污名化”，声称它是中国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压榨别国的工具，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如东盟国家设下了“债务陷阱”。东盟国家如何看待西方的恶意抹黑？
郝福满：总的来说，我认为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印象是积极的，因为他们明显受益于此。
例如，中国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的开通，以及中国和印尼的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机场，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互联互通。连接中国和老挝的中老铁路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标志性工程，为沿线各国都带来了好处。
中老、中越铁路国际冷链货运班列双向首发。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涉及高昂的成本和复杂的运营，尤其当项目产生的利润或收益跨越国界时（这在实践中是很常见的），显得尤为突出，必须找对方法来确保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比如，中老铁路给老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老挝的收益并不一定是沿线国家中最高的，泰国在其中的收获就不比老挝少。
这就引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资产所有权，即在项目创建过程中，谁拥有最终产生的资产或设施；融资问题，即如何确保项目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完成建设和运营。
英吉利海峡隧道就是一个反例。最初，这个项目是由私人资助的，但最终该公司因为利润不足而破产。这表明了在处理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时，将面临多么艰巨和复杂的挑战。
中国找到了一条新路
知事：围绕中国经济，半年来，西方媒体有以下几个关键词：perilous moment(危险时刻）、great trouble(大麻烦），The End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所谓“中国经济奇迹终结”），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是否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争论不休。您如何看待这些唱衰中国的声音？
郝福满：许多西方分析人士的看法是相当有趣的，他们时而认为中国势不可挡，即将成为“世界霸主”；时而预测中国将遭遇挫折，一蹶不振。
2003年，我的朋友送给我一本书，名为《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20多年过去了，“崩溃论”并没有消失，而中国已经顺利度过或处置了许多重大全球经济危机。因此，我不认为中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失败。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没有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当年的日本还是有所差别。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对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造成了重大打击。日本央行前行长估计，当时由于股票、土地和房价的下跌，2.3倍于GDP的财富被“摧毁”。
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全球宏观政策面临着重大不确定的当下，中国正在坚定地转向一种新的增长模式。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发展重心从之前的依赖投资、出口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旧模式，转变为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中国决心以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方式实现发展目标，经济数据反映出投资正在从房地产业、服务业转向制造业，我们正在见证中国经济增长实现重大结构性变革。
10月9日，江西省一家商用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冲焊车间内，工业机器人快速运转。
这一任务具有挑战性，完成它意味着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很少有国家能成功渡过这一难关。中国同样要面临其中的风险，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目前，中国在供给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在需求侧还有一些“微调”工作，涉及到收入分配问题——从宏观上看，利润如何在劳动力、政府和企业之间分配；从微观上看，财富如何在不同个体之间分配。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中国就可以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
为使供应侧与需求侧的步调保持一致，接下来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会成为推动必要经济改革的关键机会。
中国经济复苏的“形”与“势”
知事：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期之“形”和长期之“势”？
郝福满：在短期内，中国还有一些功课要做，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很明显，该领域短期内不会恢复到三年前的样子。但中国仍具有发展房地产的潜力，只是会以一种与以往明显不同的形式。
其次，政府需要解决经济放缓或房地产行业下滑带来的金融影响，包括解决涉及主要开发商的问题，以及需要谨慎管理的债务问题，这将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
第三，在传统的房地产-土地销售-基础设施融资模式之外，中国应该考虑培育更多的经济引擎。中国正在实施需求侧管理，并且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实施累进税制，以及向新兴领域引入新的刺激和投资。
航拍新疆的太阳能电池板。
至于增长预测，中国应该能够实现年初预计的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中期（约未来9至10年）。对中国而言，中期的增长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成功实施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如果执行得当，我预计中国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保持每年5%至6%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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